常遇此等情绪。著者暇时尝于明人尺牍选集中拣出陆深致其友人书一篇,颇足以代表此等情绪:
晚将有佳月,别具画舫,载鼓吹同泛何如?昨致湖石数株,西堂添却一倍磊块新凉,能过我信宿留乎?兼制隐居冠服,待旦夕间命下,便作山中无事老人矣!
此种情绪当其渗入流行的学者思想,使他们安居茅舍之中而乐天知命。
人类的幸福是脆弱的物体,因为“神”老是嫉妒人类的幸福。幸福问题因而是人生不可捉摸的问题。人类对于一切文化与物质进步虽尽了全力,幸福问题毕竟值得人类一切智慧的最大关心以谋解决。中国人竭尽了他们的常识,下过最大毅力以谋求此幸福。好像功利主义之信徒,他们常热心于幸福问题,胜于物质进步问题。
罗素夫人曾聪慧地指出:“快乐的权利”在西方是一个被遗忘了的权利,从前到现在,一向未有人注意及之;西方人的心灵常被次一等的权利观念所支配着,他们注意于国家预算的表决权,宣战投票权,和被逮捕时应受审讯的私权。可是中国人从未想到逮捕时应受审讯的权利,而一意关心着快乐的幸福,这快乐不是贫穷也不是屈辱所能剥夺他们的。欧美人的处理幸福问题常取积极的态度,而中国人常取消极的态度,所以幸福问题最后可以收缩为个人的欲望问题。
可是一讲到欲望问题,吾人就感觉到茫无头绪,吾们真正所需的是什么呢?为了这个缘故,第俄泽尼(diogenes)的故事常令吾人发笑,同时也着实又羡又妒,因为他宣称他是一个快活人,原因是他没有任何欲望。当他见了一个小孩子双手捧水而饮,索性把自己的饭碗也摔掉。现代的人们,常觉得自己困扰于许多难题中,而大部分与他的人生有密切之关系。他一方面羡慕第俄泽尼的逃禅的理想,同时又舍不得错过一场好戏或一张轰动的影片的机会,这就是吾们所谓的摩登人物之不安顿的心情。
中国人藉知足哲学消极地企求快乐,但其逃禅的程度尚未达到第俄泽尼之深,因为中国人任何事情从未想深进,中国人与第俄泽尼不同之点,即中国人到底还有一些欲望,还需要一些东西。不过他所欲望的只是足令他快乐的东西,而要是无法达到目的,则亦并无坚持之意。譬如他至少需要两件清洁的衬衫,但倘是真正穷得无法可想,则一件也就够了。他又需要看看名伶演剧,将藉此尽情地享乐一下,但倘令他必须离开剧场,不得享乐,则亦不衷心戚戚。他希望居屋的附近有几棵大树,但倘令是地位狭仄,则天井里种一株枣树也就够他欣赏。他希望有许多小孩子和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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