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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空气被顶得硬邦邦地，谁也不让步。

“尚云，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我们的骨头就泡在这种文化里，我们他妈连大学都是在中国上的——我们拍的是中国电影！你避不开这一点，你这辈子都逃不了。就算《杀人犯》在柏林电影节拿了奖——就算你尚云以后拿到金熊、金狮、金棕榈，你拍的也还是中国电影！你的电影中国人看不到，你觉得有意思吗？现在是尚鸿主宰着这里，主宰着中国的观众，你只能在这块地儿外边意yin、自嗨，只敢落荒而逃，有意思吗，啊？”

易谦一口气说完，一屁股把自己摔到座位上，顿时特没劲。他心里很多想说的话，说出来却觉得变了味儿。不是，他不是想跟尚云谈爱国，谈情怀。他只是觉得不服，不甘心。也许和尚云不想认输的不甘心一样。艺术首先要在扎实的土壤里生长，而这里就是他们的土壤。他们的艺术长出来了，为什么要被逼得背井离乡？凭什么？

离了这里，哪里又是他们的乡？

这一场争论无疾而终，看起来谁也没有说服谁。尚云默默地起身，出门，一整天地也不晓得晃去了哪里。

深夜，易谦终于打通了尚云的电话，想为今天的暴躁道个歉，又自觉煽情，索性跳过，“尚云，咱先试试行不行？就先试试，别把路堵死，成么？”

“易谦。”尚云说。

易谦屏住气息。

“你说得对。”尚云声音很轻。

“这是我们跟中国电影的战争。”

避不开，逃不了。

他们的根就在这个战场上。

第二天，易谦战战兢兢地把尚云推回电影局，让他收起那张臭脸，求也要求人家再给一个机会。

没多久，尚云就云淡风轻地出来了，说电影局的人倒没怎么为难他，让他好好改，先交个提案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