萄牙语,法语等等,原来也是一家,但一旦扩散开来,在没有录音和通讯等等技术设备的条件下,要保持大范围内读音的统一是不可能的,要让他们的表音文字保持统一也是不可能的,于是也只好闹分家。
钱穆在谈到中国为何没有像欧洲那样分裂的时候,谈了很多原因,文字就是重要的一条。在他看来,正因为有了“书同文”的汉语,中央王朝和各地之间才有了稳定的信息网络,才保证了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的联系,尽管幅员广阔交通不便,但国土统一可以用文字来予以维系。
其实,汉字不但有利于共同体的统一,还有利于文化的历史传承。后人读先秦和两汉的作品,还能读懂,没有太大障碍,靠的就是文字几千年不变。据某些语言学家研究,一个“吃(喫)”字,上古音读qia,现保留在湘方言中;中古音读qi,现保留在西南官话中;现代音读chi,进入了北方话。读音多次变化,但文字没有变化,所以我们现在还能读懂这个“吃”。如果换上一种表音文字,就不会有几千年不变的“吃”。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文,乔叟时代的英文,现在的英美人都读不懂,说是古英文,其实不过是十六世纪和十四世纪的事,在我们看来并不太古。这更不要说作为英语前身的那些盖尔语,凯尔特语,威尔士语等等,今天的广大英美人民就更没法懂了。这是因为表音文字有一种多变的特征,不仅有跨空间的多变,还有跨时间的多变,使古今难以沟通。
当然,中国人不能永远生活在古代,不能永远生活在农业文明里。随着生活的变化,尤其是随着十八世纪以后的现代工业文明浪潮的到来,汉语文也表现出僵化、残缺、不够用的一面。以文字为中心的语言,有利于继承,但不利于创新和追新;有利于掌握文字的贵族阶层,但一定不利于疏远文字的大众,不利于这个社会中、下层释放出文化创造的能量。这样,从晚清到“五四”运动,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正是痛感到文言文的弊端,发出了改革的呼声。
那时候发生了什么情况呢?第一,当时很多西方的事物传到了中国,同时也就带来了很多外来语,这些外来语不合适用文言文来表达。文言文的词,一般是单音节或者双音节,所以我们以前有五言诗,七言诗,就是方便这种音节的组合。但外来语常常是三音节、四音节乃至更多音节。“拿破仑”,“马克思”,你还可勉强压缩成“拿氏”和“马翁”,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你不好缩写成“资义”和“社义”吧?碰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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