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文以载道另解

一个个逻辑思辨的浩大工程：经学。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经学家们，发展了一套中国式的逻辑思辨，表现出集儒、墨、道、法等各家之大成的学术大雄心和知识大胸怀，展开大规模的理论生产，著述动辄数十万字乃至百多万字，是继中国的政治统一以后第一次着手的文化整合。

这当然还只是一个开始。汉代开始的整合可以说一直持续到十个多世纪以后的宋代理学——那时毕昇又发明了活字印刷，实现了文字使用量的再一次爆炸，最终完成了中国从“纹治”到“文治”的转型，即文化从象符主导到字符主导的转型。

有意思的是，宋代是中国万象缤纷的时期，是象符空前活跃和丰收的时期。农耕社会的物产丰足和商业繁荣，使陶瓷、丝织、雕刻、建筑等等都有极盛表现，书画、演剧、音乐等等亦迅速扩展为大众性消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曾这样描绘当时的京都：

坊巷院落纵横万里，莫知纪极。处处拥门，各有茶房酒店……夜市直至三更才尽，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环区之异味悉在庖厨……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这种挥霍奢靡的生活景观令人震惊。当时的“宋词”代“唐诗”而兴一项，足以证明文学已经更多脂粉气，流向了梨园和青楼，亦证明了文士与优娼的广泛联系，还有音乐的普及程度。重要的区别在于：此时之“乐”已非先秦之“乐”。先秦之乐深藏于宗庙和宫廷，钟、罄、琴、瑟等乐器都大型化和固定化；宋代之乐则已扩散市井，琵琶、三弦等乐器也趋向小型化和便携化（据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乐器的这一历史性嬗变，证明了“乐”已逃离统治集团的掌控，不再是荀子那里“别尊卑”、“施赏罚”以及“禁暴胜悍”的教化工具。恰恰相反，此时的音乐已经下渗基层，入俗随众，甚至妖声艳调yin词浪曲过把瘾就死，如理学家周敦颐所警告的：音乐功能已不再“平心”而是“助欲”，不再“宜化”而是“长怨”（见《通书乐上》）。

在某些人士看来，这种变化已经构成了对礼教的巨大威胁，已经与“礼”构成了尖锐的对立。

一个文化的更年期悄悄临近。宋代理学家们纷纷“卑艺文”，连历来传统深厚和名分高贵的诗歌，因为与音乐有亲缘关系，难免世俗声色的感染，也开始让他们惴惴不安。程颐斥诗歌为“俳优”与“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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