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知识突围的道与理

。

在本书的一篇文章里，他谈到庄子及其他中国先贤在理论中的“模糊性、歧义性、不确定性”。这涉及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也涉及知识生产的基本机制。其实，中国老百姓常说“道理”，“道”与“理”却有大不同。道是模糊的，理是清晰的；道是理之体，理是道之用；若借孔子一言，道便是“上达”之物，理只是“下学”之物——下学而上达，方构成知识成长的完整过程（见《论语·宪问》）。可惜的是，很多学人仍囿于逻各斯主义式的旧习，重理而轻道，或以理代道。特别是在当前文本高产知识爆炸的时代，一批批概念和逻辑的高手，最可能在话语征伐中陷入无谓的自得或苦恼。他们也许不明白，离开了价值观的灵魂，离开了大众实践的活血，离开了对多样和多变世界的总体把握，离开了对知识本身的适时信任和适时怀疑，在一些具体义理上圆说了如何？不能圆说又如何？在纸面上折腾得像样了如何？折腾得不像样又如何？历史上的各种流行伪学，其失误常常并不在于它们不能言之成“理”，而在于它们迷失了为学之“道”，在大关切、大方法、大方向上盲人瞎马。比如作者在本书中谈到的“他者”之说——在成为一个概念与逻辑的问题之前，它更像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吧？若无一种善待众生的宏愿与远瞻，相关学者的细察、深思、灵感、积学等从何而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我敬重谢少波先生的思辨之理，不如说我更推崇他的为学之道；与其说我欣悦于他做了什么，不如说我更欣悦于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能这样做。

在一个大危机、大震荡、大重组日益逼近的当下，他也许做得了很多，也许做不了太多，这都并不要紧。但他与世界各国诸多同道共同发起的知识突围，他们的正义追求和智能再解放，已经让我听到了希望的集结号，看到了全球文明新的彼岸正在前面缓缓升起。

2008年8月

*此文最初为谢少波文集《另类立场：文化批判与批判文化》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