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托尔斯泰、尼采、雨果、鲁迅、罗兰·巴特等人,仍然表现出对文体分隔的不适与谋反,仍有一种常人式的亦即上帝式的表达欲望,但就大多数而言,文化人只能各就其位和各安其职,专业定位日益与自己的生存常态告别。偶有越位的文体客串,顶多只能算业余兴趣,不足为训,无关宏旨。写出最像理论的理论,写出最像文学的文学,才是大家更为惦记的目标。
这有什么不好吗?在一定的条件下,专业化分工可以使人们的术业有专攻,各求其长,各用其长,资源优化配置,写作更加职业化与技术化,知识的生产、流通、消费以及相关人力培训也更有效率。同时,专业化写作并不强求专业化阅读,读者们完全可以上午读理论,下午读文学,一天之内频繁跑场与换道,采用杂食性精神菜单,在各种特色产品中博采众家然后自融一炉。欧洲十六世纪以后的人文兴盛,就呈现这样一种百体俱兴、百体俱精以及相得益彰的局面,使我们毫无理由对文体分隔过于担心,而且足以对这一趋势的前景仍然充满期待。
问题在于,文体是心智的外化形式,形式是可以反过来制约内容的。当文体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方便,而是形成一种模式化强制,构成了对意识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逆向规定,不是作者写文章而是文章写作者,到了这一步,作者的精神残疾就可能出现了,文化生产就可能不受益反受害了——这正像分类竞技的现代体育造出了很多畸形rou块,离人体健康其实越来越远。在这种情况下,智性与感性的有机互动关系被割裂。人们或是认为理性比感性更“高级”,从笛卡尔、莱布尼兹、康德以及列宁那里继承对感觉的怀疑;或是认为感性比理性更“本质”,从尼采的“酒神”说和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说那里继承对理智的蔑视。还是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不光是一种文体,它构成了学者们获得感觉能力的障碍,其实也是创造优质理论的障碍,哪怕他们笔下可以偶得一些漂亮的文学化修辞——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太难。文学也不光是一种文体了,它同样构成了作家们获得理智能力的障碍,其实也是创造优质文学的障碍,哪怕他们笔下可以搬弄几个深奥的理论化辞藻——做到这一点同样不是太难。
人类的理智与感觉终于被不同文体分头管理,被学者与作家分头管理。而管理者们在日益职业化与技术化的竞争压力之下,画地为牢,自我囚禁,单性繁殖,自我复制,直至陷入精神枯竭和绝育的境地。他们心智空空却自居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言词滔滔却总是对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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