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朦胧诗的反对者还是拥护者,当时大多没有把言语方式仅仅当做一种技术问题和形式问题,都敏感到“怎么说”本身就隐含着“说什么”:破坏语法常规,无异于挑战传统政治权威;而废弃标点和韵脚,简直就是对清教主义伦理和极权主义哲学的反叛。在这种情况下,朦胧诗作为“样板戏”、“新华体”、“党八股”的异端,促成人们思维和感觉的重构,一度成为危险的意识形态而遭到政治扑杀,当然在所难免。
有意思的是,言语的价值定位很快到期作废。朦胧诗永远是“感觉化”的言说吗?当商业广告中皮鞋、时装以及胃服宁药片的推销文案如歌如诗也一片朦胧的时候,人们只有经济人格的算计而独独没有感觉。朦胧诗永远是“个人化”的言说吗?至少,不到几年工夫,它同样可以用于政治宣传中的领袖颂歌、圣地怀旧、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宏大叙事,连最为体制性的言说也都能够朦胧得云遮雾罩,一个标点和韵脚都不给你留下。到了这一步,朦胧诗不再是艰难的垦荒,而是流畅的滑行和飞翔,广为普及,蔚为时尚,终于被所有的价值系统接纳,而自己曾经有过的价值特质却在这一过程中悄悄流散。
在这里,言语活动同样再一次经历着与价值的遭遇和告别。
事情就是这样:做大了就可能做完。任何一种言说大概都免不了一种在拥戴和热爱中衰亡的命运。第一个把女人比作鲜花的人是天才,但十个人都这样说的时候,跟进者便成了庸才和蠢才。鲁迅深刻,但不能保证一切仿鲁迅都能深刻。沈从文优雅,但不能保证一切仿沈从文都能优雅。恰恰相反,任何言说的词汇、句式、章法、意象、旨趣都在遗传和感染扩散的过程中,越来越远离原创的标高,只留下缺血的仿冒。
这样看来,言语中的价值注入,常常是不可重复的初恋,是一次性事件。言语的生命力永远只能新生,不能再生,更不能成传家宝一代代往下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谈论鲁迅、沈从文等一切有价值的汉语写作,与其说是肯定他们的言语,毋宁说是肯定他们对言语的创造;与其说我们感受到了他们言语的价值光辉,毋宁说我们是在怀恋和追忆他们创造那种言语时所爆发出来的价值光辉——那只是一道闪电,虽然定格在书卷,却无法挽留。只有糊涂虫才企图通过模仿来对那些言语的活力实现收藏和占有。
白话文与大众性的联姻很短暂,朦胧诗与感觉化的联盟也并不牢固,这一类现象证明,语言也好,言语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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