绎》中说:粤人分四,“一曰客户,居城郭,解汉音,业商贾;二曰东人,杂处乡村,解闽语,业耕种;三曰俚人,深居远村,不解汉语,唯耕垦为活:四曰疍户,舟居xue行,仅同水族,亦解汉音,以探海为生。”这里介绍了分析岭南传统文化的一个线索。可以预见的是,将来岭南文化在中西文明交汇中再生,也许还得在客家、俚人、东人、疍户那里获取潜能,从自有文化遗产中找回主体的特性。
北是新疆。近年来新疆出了不少诗人,小说家却不多,可能是暂时现象。我在新疆时听一些青年作家说,要出现真正的西部文学,就不能没有传统文化的骨血。我对此深以为然。新疆文化传统的遗产丰富多样,其中俄罗斯族中相当一部分源于战败东迁的白俄“归化军”及其家属,带来了欧洲的东正教文化;维、回等民族的伊斯兰文化,则是沿丝绸之路来自中亚、波斯湾以及中东;汉文化及其儒学在这里也深有影响。各路文化的交汇,加上各民族都有一部血淋淋的历史,是应该催育出一大批奇花异果的。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以及本世纪的日本文学,不就是得益于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吗?如果割断传统,失落气脉,守着金饭碗讨饭吃,只是从内地文学中横移一些“伤痕文学”的主题和手法,势必是无源之水,很难有西部文学独特的生机和生气。
几年前,不少作者眼盯着海外,如饥似渴,勇破禁区,大量引进。介绍一个萨特,介绍一个海明威,介绍一个艾特玛托夫,都引起轰动。连品位一般的《教父》和《克莱默夫妇》也会成为热烈话题。作为一个过程,这是正常而重要的。近来,一个值得欣喜的现象是:作者们开始投出眼光,重新审视脚下的国土,回顾民族的昨天,有了新的文学觉悟。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带上了浓郁的秦汉文化色彩,体现了他对商州细心的地理、历史及民性的考察,自成格局,拓展新境;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颇得吴越文化的气韵,旨在探究南方的幽默与南方的孤独,都是极有意义的新题。与此同时,远居大草原的乌热尔图也用他的作品连接了鄂温克族文化源流的过去和未来,以不同凡响的篝火、马嘶与暴风雪,与关内的文学探索遥相呼应。
他们都在寻“根”,都开始找到了自己的文化根基和文化依托。这大概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不是对方言歇后语之类浅薄地爱好;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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