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从创作论到思想方法

养，才能较好地认识和表现生活。但屠格涅夫理论素养并不很高，思想也远不及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赫尔岑那样进步和深刻，他的作品却比《怎么办》和《谁之罪》更获佳评。曹禺写作《雷雨》时，也没有得益于理论，后来人们概括作品的主题思想，他甚至还感到奇怪哩。我们又常说，好作品总是被多数读者喜欢的，从发展观点来说“曲高”必然能“和众”。但李贺的诗，奇奇怪怪，至今也不见得“和众”。鲁迅的《野草》，相对《呐喊》来说，恐怕也显得有点“和寡”。可是，要是没有《雷雨》和《野草》，要是没有屠格涅夫和李贺，大家不会有一点遗憾吗？

种种例外说明：一个作者的经验，不见得完全适用于另一个作者；同一个作者写这一篇或这一段的经验，在写下一篇或下一段时可能不“通用”，可能被“证伪”。真理探求者不会为此悲观沮丧，或者无所作为，抱怨于天。像钱念孙勇敢捍卫的那些正题，人们承认它们是前人实践的科学总结，在主体认识不断趋向和逼近客体实在的无限过程中，它们代表了重要的方面，是应该继承，应该研究，应该推行应用的。它们在今天和明天还大有作为。但正如古人说：“学古人文字，须得其短处。”对待那些命题，也应该知其“短”，知其“适用域”有限的一面，才能更好地把握和发展它。好比载舟覆舟——知水害方能得水利，知水之不能才能用水之所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局限”造就了巨匠和英才。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基本看清钱念孙的思路了。他从许多矛盾的现象中，筛选出一批于己有利的例证，然后用“单线因果”的推演，从例证中引出命题；最后，他回过头来用“本质统一”的包纳，把矛盾着的例证统统粗暴塞入自己命题之下。

与此相反，我们主张用具体分析的眼光，整体联系的眼光，不断发展的眼光——即用辩证法的观点，来思考和讨论文学创作。这样，我们也许会变得实事求是一些，眼界开阔一些。举目眺望，文学天地里有无穷无尽的矛盾。这些不是理论上早已穷知了的问题，而是实践中要靠一代代作者不断探求才能相对解决的问题，是一个永远伴随着苦恼和劳累的问题。它的“出路”存在于人们活生生的历史活动中，不能指靠某些独一无二的绝对化定律一劳永逸地作最终解决。我们在大步迎向一个个矛盾之前，应该先检查一下自己的武器——看自己的思想方法和讨论方法是否对头。

金代文学家王若虚说：“问文章有体乎？曰：无。又问无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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