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我投来好奇的目光。
在这一过程中,此我非我,彼他非他,一个人其实是隐秘的群体。没有葬礼的死亡不断发生,没有分娩的诞生经常进行,我们在不经意的匆匆忙碌之中,一再隐身于新的面孔,或者是很多人一再隐身于我的面孔。在这个意义上,作者署名几乎是一种越权冒领。一位难忘的故人,一次揪心的遭遇,一种知识的启迪,一个时代翻天覆地的巨变,作为复数同名者的一次次胎孕,其实都是这套选集的众多作者,至少是众多幕后的推手。
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鼓励我出版这样一个选集,对三十多年来的写作有一个粗略盘点,让我有机会与众多自我别后相逢,也有机会说一声感谢:感谢一个隐身的大群体授权于我在这里出面署名。
欢迎读者批评。
韩少功
2012年5月
回顾一下三十年代,也许很多人会大为惊讶。那是史学家命名的“红色三十年代”,批判资本体制的文学,“劳工神圣”的口号,贫穷而热情的俄罗斯赤卫队员,不能提供一分钱利润,却居然成了人们的希望,居然引导了知识界以及一般上流开明人士的思想时尚。不管是用选票还是用武装暴动的方式,左派组织在全世界快速繁殖,日渐坐大,眼看着国家政权唾手可得。布莱希特、a·勃勒东、阿拉贡、加缪、德莱赛、瞿秋白、聂鲁达、罗曼·罗兰、芥川龙之介以及时间稍后一些的毕加索和萨特……一大批重要知识分子的履历中,无不具有参加共产党或者自称社会主义者的记录。
六十年代,又发了一次全球性的左派烧。中国“文革”不用说,法国的“红五月”也惊天动地,红皮语录本在地球的那一边也被青年们挥动。勃列日涅夫在苏联上台向左转,太平洋彼岸的黑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也交相辉映,在白宫前炮打司令部。不仅是广获同情的越南和古巴,多数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亚非拉弱小民族,竞相把“社会主义”和“国有化”当作救国的良方。不仅是格瓦拉、德钦丹东和阿拉法特,一切穷苦人和受难者的造反领袖,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差不多成了众多青年学子耀眼的时代明星,成了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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