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大点儿的孩子瞎转悠,开开别人的自行车,或者拿板砖拍白天没让他们偷窃成功的商店的玻璃门窗。
那个时候我们对金钱还没有什么概念,兴趣只停留在谁谁谁上课又给某某某传条儿了,王大鹏却已在这个时候尝到了有钱花的甜头。当时北京的马路上刚出现“皇冠”出租车,没几个人消费得起,连打面的都犹豫不决,王大鹏却可以大摇大摆地坐进去,无论是偶尔来上一趟学还是课上到一半就出去玩。他说:不就是两个车架子的事儿嘛。
王大鹏很聪明,弄来的车不直接而是拆开卖掉,一辆完整的自行车顶多卖到三五十,拆开就不一样,车座、车圈、内外带,都能卖钱,辐条卸下来卖给烤羊肉串的也是钱。
我们许多同学自行车上的部件都是找王大鹏配的,要个前轱辘,换个后车架,上个挡泥板,安个车铃,什么都能让他搞到。王大鹏绝对够意思,甭管国产还是进口件,不要我们一分钱,他常说,举手之劳嘛。可见其技艺之深厚,也算子承父业,继承了一手好功夫。
后来我们一致推选王大鹏作为劳技课代表。那学期劳技课上的是学修自行车。
那时王大鹏不只对钱感兴趣,对异性也着迷,每天放学都在学校门口等一个比我们小一届的女生,说想和人家好,要勾肩搭背地上下学,但女孩不理他,一句话不说地往家走,王大鹏说就喜欢这样的女生,有味儿。
一次王大鹏扬言要亲这个女生,并留下吻痕,我们不信,就跟在后面看,结果看到王大鹏拿出一个嘴唇形状的印章,在女孩脸上深深地按下去——他不敢真亲。
女孩擦去印油,冷冷地说,有劲吗,王大鹏欢蹦乱跳地说有,女孩藐视地说你是坏孩子,我不和你好,然后匆匆走开,留下王大鹏一人孤零零地站在街边。
从这以后,王大鹏改过自新,发愤图强,考上了警校的中专,学的是经侦,即经济侦察。毕业那年不知用了什么手腕,极其幸运地进了公安局的经济处,负责处理经济案件。他接手最大的活儿就是盘查刘大庆的公司,有段时间北京的报纸连载了一篇报告文学,题目是:谁把刘大庆送进监牢,用的是疑问句,好像面向社会征集答案似的。我当时真想给报社写封信,告诉他们,是我的同学王大鹏。
王大鹏做的是经济警察,用不着真刀真枪地打打杀杀,但他看着警校的同学拿着真家伙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不免手痒,于是借查抄网吧之机,撵走了老板,让同事在网吧外面贴了封条,自己关在里面打CS,两天两夜后他有气无力、两眼昏花地出来,可过足了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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